人生而自由，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。
然而儒家认为，人生而不自由。这就是列于儒家《十三经》，被孔子称为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的《诗经》十六字真言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“臣”的本义是奴隶，可见儒家认为，天下人就是天下奴，天下人实为“人下人”――帝王的奴隶。这一逆天灭
儒家先把“天下人”贬为“人下人”，随后再指明出路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儒家认为，全体天下人即“人下人”的人生意义，就是成为“人上人”，其终极目标是“位极人臣”。“位极人臣”听起来荣耀之至，其实还是奴隶。
就其本质而言，分为“人上人”、“人下人”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隶，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，“人上人”是帝王的奴才，“人下人”则是帝王的奴隶。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“人下人”，因此无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，也只是相对的“人上人”。从“人下人”变成“人上人”，只是从“奴下奴”变成“奴上奴”罢了。“大臣”不过是大奴隶，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宰相，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。因此“人上人”是“奴上奴”的婉词，“人下人”是“奴下奴”的婉词。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、掩盖真相，却自我吹嘘为“正名”。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意思是说，不遮蔽事实，不掩盖真相，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，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。
一、君子和小人
儒家不满足于把“奴上奴”婉称为“人上人”，把“奴下奴”婉称为“人下人”――这一“正名”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，对居于全体“人上人”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。儒家还进一步把“人上人”美称为“君子”，把“人下人”贬称为“小人”――这一“正名”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隶皆受奴役的专制主义真相，对居于全体“人下人”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。把同为奴隶的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强作分别，然后以“君子”自居，以示有别于“小人”，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。
由于天下皆奴，所以“小人”就是小臣、小奴。“小人”的真正对词并非“君子”，而是“大人”、“大臣”。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，也就是等级高低。简而言之，“君子”是为帝王“劳心”的高等奴才，“小人”是为帝王“劳力”的低等奴隶。
帝王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奴役全体“劳力者”，必须有一个庞大的“劳心者”集团帮助他奴役天下，维持奴隶主义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。儒家正是霸占“人上人”、“奴上奴”、“君子”的职业垄断集团。天下人要从“人下人”、“奴下奴”、“小人”升级为“人上人”、“奴上奴”、“君子”，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。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，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，熟读并信从儒家《十三经》。
《十三经》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。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，被奴隶主义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，结果经营不善，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。然而资产重组后，奴隶主义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。从此以后，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，就业机会全归儒家。从此以后，《十三经》就成了天下人跻身“劳心者”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。“人上人”、“奴上奴”、“君子”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。
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“人下人”、“奴下奴”通统贬为“小人”，似乎一为“人上人”、“奴上奴”、“君子”，就不可能成为“小人”了。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“正名”：被儒家贬为“小人”者倒未必是小人，以“君子”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。
非儒家的“小人”可分为两种：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，不愿做奴才，不屑做“君子”。一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，羡慕奴才特权，竭力跻身“君子”集团。前者实为大丈夫，后者才是真小人。
儒家“君子”也可分为两种：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，同时竭力否认，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是因为于己有利。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，但他非常明白，假装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正是因为于己有利。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：真道学并非真君子，而是真奴才；假道学是伪君子，但并非假奴才。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，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。因而跻身“君子”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，无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“小人”。
所谓“小人”，并非“人”的问题，而是奴的问题。卑鄙龌龊的“小人”行径，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隶的固有特征，是儒家奴隶主义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。仅仅批判“小人”和“小人”行径，而不批判制造“小人”且同样“小人”的儒家“君子”，无助于终结“小人”和“小人”行径。只有彻底批判儒家“君子”的奴隶主义，才能有效终结奴才、奴隶的“小人”行径。只要儒家“君子”的奴隶主义不被彻底消毒，“小人”和“小人”行径就不会绝迹。
二、有和无
儒家奴隶主义宣布，一旦“贵为天子”，就“富有四海”。天下人和天下物，都是僭号“天子”的独夫民贼的私产。因为“富有四海”，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“有”。汉朝叫“有汉一代”，唐朝叫“有唐一代”，宋朝叫“有宋一代”，明朝叫“有明一代”，清朝叫“有清一代”。但秦朝不叫“有秦一代”，因为寿命太短，仅“有”十四年。元朝也不叫“有元一代”，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，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“天下”，而且包括“天下”以外的许多地区，因此热衷于“夷夏之辨”的儒家不予承认。
或问：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，为何有资格叫“有清”？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，把儒家集团贬为“九儒十丐”的臭老九，不让儒家“位极人臣”，于是欲做人上人、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“正名”利器，贬之为“夷”，不承认其为“夏”。而“以汉治汉”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，于是做稳了人上人、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次动用“正名”利器，宣布满清在种族上固然是“夷”，但文化上已归化为“夏”，“他大清”不妨称为“我大清”，也有资格谓之“有清”。
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“有”，不归儒家所“有”，为何儒家喜欢说“有汉”、“有唐”、“有清”？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。既然主子“有”，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“有”荣焉。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隶，只算一个“无”，也只有一个“无”。对天下奴隶而言，即使是本族主子，也依然不是“我大汉”、“我大唐”，而是“他大汉”、“他大唐”，于“我”何“有”？
儒家认为，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，才可称“有”，偏安一隅的小朝廷，“有”的只是“天下”之一部分，就不配称“有”。所以不能说“有魏”，也不能说“有吴”，更不能说“有南唐”，“有北汉”。那些小朝廷只算若“有”若“无”，连“有”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，顶多共“有”一部《三国志》或《五代史》。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无不坚信儒家的奴隶主义箴言：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”只要“天下”还有不臣属于“朕”的奴隶，帝王们就寝食难安，这叫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。为了“天下一统”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，血流漂杵，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“朕”才肯罢休。
在天下一统以前，各为其主的儒家，都把其他小朝廷称为“伪朝”，把其他小朝廷的国号称为“伪号”，做其他小朝廷的臣子，叫出任“伪职”。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，必然互视为“匪”。“匪”通“非”，意思是不算。不算什么？不算人。为什么不算人？因为只要不是“朕”的奴隶，就不算人。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“朕”的奴隶之时，帝王才会有“真命天子”的良好感觉。
三、忠与孝
对任何一个小朝廷而言，天下必有“不臣之民”。所谓“不臣之民”，就是“不属于该小朝廷的奴隶”。所以尽管对某个小朝廷而言，你是“不臣之民”，但只要天下尚未一统，儒家就不认为你有“不臣之心”。因为你尽管不是该小朝廷的奴隶，但必是另一个小朝廷的奴隶。
一旦天下一统，就不允许再有“不臣之民”。儒家认为，天下一统以后，谁若还是“不臣之民”，就必有“不臣之心”。“不臣之心”就是不愿做奴隶，这还了得？儒家宣判：有“不臣之心”者，杀无赦！
儒家奴隶主义特别强调“忠”，要求天下人都做“忠臣”，也就是好奴才、好奴隶。好奴才、好奴隶的首要条件是只做一个帝王（起码是同系帝王）的奴才、奴隶，而不能做两个异姓或异族帝王的奴才、奴隶，否则就叫“贰臣”，是坏奴才、坏奴隶，要入《贰臣传》。人人都应该学“好”，所以做好奴才、好奴隶，似乎就比做坏奴才、坏奴隶光荣了。儒家认为：不能做忠于主子的好奴才、好奴隶，是奴才、奴隶的耻辱。做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、坏奴隶，是奴才、奴隶的最大耻辱，比做奴才、奴隶本身还要耻辱得多。
被儒家奴隶主义教化洗脑后的天下人不再明白：不忠于自己是人的耻辱，做奴才、奴隶是人的最大耻辱。无论奴才、奴隶是否忠于主子，沦为奴才、奴隶的耻辱都无法洗刷。忠于主子的好奴才、好奴隶，与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、坏奴隶，其为奴才、奴隶并无本质区别。只要是奴才、奴隶，“人”就已经死了。生命仅有一次，死亡也仅有一次。已死者的行尸走肉，不可能再死一次，充其量不过是开棺戮尸鞭尸焚尸，加重其羞辱而已。
由于儒家特别强调奴才、奴隶的“忠”，因此衍生出其他民族所无的奇特理论：人死为鬼，鬼死为 。所谓“贰臣”，大概就相当于“ ”。“贰臣”不但难以做人，甚至难以做鬼，应该格外羞愧。儒家又把男人的逻辑移用于女人，宣扬“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事二夫”。女人若嫁了两个丈夫，就是女人里的“贰臣”，不但难以做女人，而且难以做女鬼，据说死后要被判官一劈两半，分给两个丈夫云。
“忠”从“孝”类比推演出来，又被置于“孝”之上。“忠”与“孝”是儒家奴隶主义的两大关键词和根本基石。“忠”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，“孝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。单向度的“忠”和“孝”，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，是把天下人视为人下人、奴下奴的逻辑结果。倡导单向度的“忠孝”伦理，证明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。接受单向度的“忠孝”伦理，就是接受人格不平等的奴隶主义。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，或者人格平等地相互不忠诚。一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一个人，不叫“忠诚”，而叫“奴性”。
四、儒与法
儒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略，操作性不强，所以在儒家思想已经成型的春秋末期，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难以建立――于是法家应运而生。法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术，操作性极强，所以到了法家思想已经完备的战国末期，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顺利诞生。
儒家理论教导天下人如何做一个好奴隶――奴性越强越好。法家理论教唆帝王如何做一个好奴隶主――专制越强越好。所以儒、法两家是名为“中华通宝”之硬币的两面：儒家居于正面，主要是奴隶主义；法家居于反面，主要是专制主义。
在帝国职位的分配即分赃中也大抵如此：儒家主要出任大臣――官员，法家主要出任小臣――胥吏。大小奴才，缺一不可。儒家法家，配合默契。儒家使帝王“理直”，法家使帝王“气壮”。儒家使帝王“名正”，法家使帝王“言顺”。名正则言顺，理直则气壮。这就是帝王们战略上更重视儒家，战术上又时刻离不开法家的缘故。儒家的教化洗脑，做通了天下人的思想工作，使天下人相信做帝王的奴隶是“人”之本分，受帝王之奴役是“天经地义”，于是法家奴役起天下人来，就非常顺手了。
《商君书》《韩非子》等法家经典都没有入选儒家《十三经》，因为法家主要是对帝王做思想工作：教唆他们如何做主子，如何奴役天下人――包括儒家、法家在内。如果只能在做主子或做奴隶之间做选择，当然人人愿意做主子，所以法家对帝王的思想工作一做就通，也不必反复做，在先秦就一劳永逸完成了。打从韩非做通了秦始皇的思想工作以后，对以后的帝王就再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。
由于儒家奴隶主义擅长用“正名”来遮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，而法家专制主义不屑于遮蔽和掩盖，反而赤裸裸地用“刑名”来强调和揭示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真相，对欺骗和麻痹天下人不利，因此帝王们总是把“中华通宝”之硬币的儒家一面朝上，而把硬币的法家一面朝下。于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宝典《十三经》被颁行天下，而专制主义的最高宝典《韩非子》成了秘而不宣的大内秘笈。
《十三经》就是儒家对一代又一代天下人反复教化洗脑的思想工作手册。劝人做奴隶，比劝人做主子困难得多，做通了上一代的思想工作，下一代的思想工作还要从头做起，决不可能一劳永逸。然而儒家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高，堪称世界之最。《十三经》把奴隶主义的天然合理性论述得无比深刻，把做奴隶的好处概括得极为全面，把好奴隶的行为规范阐述得非常具体。儒家让天下人觉得：不是帝王的每个人，天生就是奴隶。谁不肯做奴隶，不肯受奴役，谁就该死。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，天生就该受奴役，才有机会享受皇恩浩荡，“缓期执行”。谁若胆敢不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，天生就该受奴役，就会触怒天威，“立即执行”。
儒家的思想工作最后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，绝大多数天下人都认为：不愿做奴隶的人就“不是人”，不愿做好奴隶的人也“不是人”。只要是人，谁会不愿做奴隶？只要是好人，谁会不愿做好奴隶？――这就是儒家奴隶主义对中国人教化洗脑两千年以后，中华民族形成的集体无意识。批判奴隶主义，就不能不研究《十三经》，然而如果在“有清”没有了一个世纪以后，还把《十三经》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宝典，那么若非天生的贱奴才，就是弱智的十三点。
“不是人”的观念，为儒家中国独有。儒家把不是中国帝王之奴隶的人，一概视为“不是人”，一概视为“非人”。非人之人，即鬼，于是儒家中国把“天下”以外的一切同类，都叫做“鬼子”。由于在“人”国只能为奴，而在“鬼”国才能做人，因此不愿在“人”国为奴者渴望移居“鬼”国重新做人，也就毫不足怪了。
只有彻底清算儒家奴隶主义，才能最终埋葬法家专制主义。
只有最终埋葬法家专制主义，才能把中国建成自由人之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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